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

刘梦溪

    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明乎此，我们方有可能对他的立身行事表一种了解之同情。谁能够设想，一位大学问家由于未能看到一场昆剧演出就会大发雷霆呢？然而这样的事情恰恰发生在陈寅恪身上。

    那是1962年，由俞振飞、言慧珠领班的上海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回程过广州加演四场，其中一场是专为政要和名流献艺。有陈寅恪的票，但当他拿到时，演出时间已过去好几天。他愤怒了。没有人描述过当时发怒的具体情形。但这个故事或者说事件，下至中山大学的教授和校方管理者，上至粤省最高领导，无不知悉此事。以至于后来国家动乱期间还有人以此构陷陈寅恪。

    在物质和精神同陷贫瘠的六十年代初，能够有意外的机缘观赏昆剧名伶的演出，对一般的知识人士而言，也不啻幸运之星的降临，何况一生苦嗜京昆的寅恪先生，为不该丧失而丧失的机缘而懊恼，自是情理之常。但懊恼和大发雷霆是不同的两回事。不仅仅是对待学者的态度所引起的反应，还有寅恪的世家子弟的身份赋予他与生俱来的对自我尊严的维护。

    陈寅恪出身于晚清世家，他的祖父陈宝箴是1895至1898年的湖南巡抚，无论曾国藩、李鸿章，还是张之洞、郭嵩焘、王文韶等晚清大吏，无不对其投以青睐（曾国藩称陈宝箴为“海内奇士”）。而他的尊人陈三立，是晚清的大诗人，同光诗坛的巨擘，襄助乃父推行湘省新政的翩翩佳公子。诚如吴宓所说：“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盖右铭公（陈宝箴字右铭——梦溪注）受知于曾文正，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深湛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噪，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吴宓《读散原精舍诗笔记》）。正是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陈寅恪的贵族史家的立场。

    所以，当1902年寅恪随兄长陈师曾游学东瀛路过上海时，遇到支持中国变法的李提摩太教士，李用华语对陈氏兄弟说：“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四十年后，即1945年，寅恪卧病英国伦敦医院治眼疾，听读熊式一的英文小说，叙及李提摩太戊戌上书光绪皇帝事，不禁发为感慨，作七律一首：

      沈沈夜漏绝尘哗，听读佉卢百感加。

     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

     文章瀛海娱衰病，消息神州竞鼓笳。

     万里乾坤迷去住，词人终古泣天涯。

此诗的题目极长，为《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听人读熊式一君著英文小说名〈天桥〉者，中述光绪戊戌李提摩太上书事。忆壬寅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三联版《陈寅恪诗集》页55）。

    我们从此诗的诗题引李提摩太“君等世家子弟”一语，及诗中有“旧时王谢早无家”的句子，可以看出寅恪先生对自己家世的重视与怀恋。虽然，他从来不曾夸饰自己的世家身份，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申此义于前面的弁言之中，曰：“寅恪幼时读《中庸》至‘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一节，即铭刻于胸臆。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但不敢冒昧谒见。偶以机缘，得接其风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但终有限度。”（《寒柳堂集》，页187）即使《乙酉冬夜卧病英伦医院》这首诗的诗题里面，也不忘声明“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所谓“乌衣故事”，就是唐刘禹锡的那首脍炙人口的《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盖南京秦淮河畔朱雀桥边的乌衣巷，相传是东晋大族王导、谢安的旧居，但到了唐朝，已经是一般老百姓住的地方了。寅老略及此一古典，是他行文的谦虚，所以特标“不敢”二字。

    然而他的特殊的家世身份给予他的影响，还是象烙印一样反映在诸多方面。他看人论事，格外重视门第出身。不是蓄意精心了解的选择，而是不自觉地与出身高门者有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最明显的是他的择偶。陈夫人唐筼，系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寅恪晚年对此一婚姻过程叙之甚详，读之饶有情趣，且无法不撩动人们的神思。他写道：

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还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寅恪乃请稍缓。先君许之。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谂。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寒柳堂集》，页236）。

此可见家世的因素在寅恪先生择偶过程中占有何等位置，以及在寅恪先生心中占有何等分量。不是见婚姻对象而钟情，而是因其家世而属意。而且终生相濡以沫，直到白头偕老，也算人生的异数了。

    而那轴署名“南注生”的诗幅，便成了他们定情的信物，伴随寅老和陈夫人唐篔度过一生。当1966年的端午节，寅恪先生为纪念这段人生奇缘，对诗幅重新作了装裱，并题绝句四首，其中第二首为：“当时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夙缘。果剩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记桑田。”陈寅恪与唐筼1928年农历七月十七在上海结褵，四十一年后的1969年农历八月二十六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六天后的同年农历十月十二唐筼先生亦逝。我们晚生后学能不为他们因家世出身而偶然相遇并结同心的姻缘称贺感叹吗？

    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一大贡献，是他经过近乎人类学学者进行田野调查般的取证，对陈寅恪晚年所处文化环境之真相作了一次历史的重构。他复活了寅老身边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人物。冼玉清、黄萱、高守真这三位曾经给晚年的陈寅恪以精神慰安的“奇女子”，她们的家世，都不无来历。黄萱为一华侨富商的女儿，人品高洁，旧学可观，寅老晚年口述之著述均为其一手所笔录。冼玉清教授是被散原老人评为“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的女诗人，有《碧琅玕馆诗稿》之作，“碧琅玕馆”的斋名就是陈三立所题。高守真的父亲则是香港一位通近代掌故的名流。虽说都是偶然相遇，亦岂无有宿因哉？

    笔者往昔阐发寅老的文化高于种族的观点，曾说这方面的宏义高论多见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其实此两部著作凸现的另一文化观点，则是强调地域和家世信仰的熏习作用。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一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由官学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所以他提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三联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页20）。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易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的学术与文化之传承，家族是一重要渠道，其出自学养厚积的家族的人物，才性与德传必有最大限度的融和，故寅恪先生与此一类人物有一种前缘夙契的亲近感，就不是偶然之事了。